研究型大学从未象今天这样在世界人民的生活中起着如此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学的“产品”学生和观念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正在创造更多的市场价值。以下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
观念，国际互联网最初仅是大学研究人员的通讯工具，而今已经变成全球化的动力，消除了信息和通讯中国家和地理方面的障碍。我们的生物医学研究者已经使器官移植变成普通事实。基因疗法为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途径。
学生，大学毕业生得到了自然增加的额外工资，教育的货币收益可以由此度量。这种收益从未象现在这么高（这是因为对未受教育的人而言，机会之门比以往关得更紧。）。对于没有受过很好教育的工人来讲，要求提高技术的步伐越来越快，大学毕业生并没有因自身数量的扩张而减少收入。此外，对教育质量的同样度量（工资）显示出大学的质量与以前相比更为重要。
我们当然不能因为现代研究型大学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自满。相反，作为创新性的生活本质，成功带来了新的挑战。公众认识到了研究型大学的巨大利益。这种认识导致了新资源，也不可避免地为新资源的使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和限制。并且在认识大学教育对学生终身收入的作用的过程中，对大学增添了新的压力，要求它接受更多的学生。
最近大学教学人员的研究成果使校外人士认识到大学的活动可以赢利。结果，公共的和私人的企业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更多的、稳定的财政支持。过去，这种财政援助很少是以“一揽子拨款”的形式给予学校。相反，这种支持的目标是特定的系、研究小组或研究课题。具有更大商业机会的研究课题得到了更多的资助。科学与工程项目比基础科学项目发展得更快；应用科学项目比基础科学项目增长得快。
当这些发展改变了大学塑造自已学术人员的作用，他们就并非必然是不受欢迎的。如果我们依赖公共的支持，公众难道不应该在塑造大学的过程中起作用吗？是什么使我们对工程和历史系的适当规模的判断比使用知识的人和这些系科培养的学生更为正确呢？
相反，对于新的支持来源，我所关注的是不同的事情。我关心它们是否对如下方面产生影响：
（1）获取我们创造知识的途径；
（2）我们培养的学生。
我首先注意我们的研究成果的问题。
当企业家们提供财政支持给我们大学时，他们通常想控制产生知识的过程。他想从投资中赚钱。大学长久以来就认为在他们范围内所产生的知识应该面向公众。大学现在发现，他们自己与赢利性企业合作创造的“专有”知识不是对所有人，而是仅仅对投资者有用。事实上，如果大学研究能在其“公共”学术研究过程中发现有市场价值的产品和观念，他们就应当这么做，并且大学也应该分享这些发现的收益。但是，我们绝不能允许“产品的发展”来代替对知识的追求（“基础科学”？），而且我们不应该设计实验室和教室以保护公司的或商业的秘密。如果（或因为）资源变得紧张了，在我们努力研究的边界上保证商业利益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因此，由于商业上取得了成功的结果，我们所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怎样使用这些新发现的资源，能否使使用的方式与大学的基本研究任务及公共知识的产生一致起来。
第二个挑战来自我们培养的学生身上自然增加的新附加价值。因为大学的学位为学生提供了有趣的、有金钱奖励的职业，所以存在着对大学，特别是受政府资助的大学的巨大需求，要求其扩大招生。在短期内学生人数增加的结果不会对长期的教育质量产生充分的影响。政治家以及家长和学生目光短浅,他们关心在其任职或学习期间的事。上大学学生人数增多的积极效果可以马上看到，更多的学生得到了学位。这些行动对教育和研究质量的影响却是长期的。它对环境生产率的影响会妨碍教学人员跟上其研究领域内的最新进展；使教师的课程及其培训学生的才能过时，并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这些结果不会立即就呈现在想让我们接受额外学生和教学活动的人们面前。因为这个原因，也由于扩张对质量的威胁被低估，政治力量会鼓励不明智的扩张。
我们巨大的创新性成就之一，国际互联网络可以提供新教学方法以减轻学生数量扩张的压力。而互联网上的教育虽然不如寄宿学校中的经验，却可以为不能上大学的学生提供良好的其他选择。利用这种支持或个人之间的相互影响，电子课程提供这样一种办法，我们的教师和次要的教学性学校的教师可以在不降低对寄宿学生教育质量或指导研究的人员才能的前提下增加听众。互联网技术仍然处于萌芽状态且前景不明。然而，从社会重要性来考虑，或者从其对大学教育和研究的潜在影响来考虑，我们都不能无视人们对它的应用。这些压力要求我们探索互联网或远程教育以作为寄宿大学扩张的一种选择。
既使我们成功地维护了与教育的高质量相一致的寄宿学生的数量，仍然存在着另一个入学问题：如何选择这些学生？一旦接受的学生数目少了，争论便不可避免地转向谁该受教育的问题。应有多少男生、女生或本国学生、外国学生？并且，对于那些来自低收入、少数种族或农村地区家庭的没有与其他学生有同样上大学机会的学生，还应该给予他们资助吗？
这一点隐藏在质量的争论之中。我们应接受合格的学生而不管其性别、收入、国籍等因素。但是这种情形假定我们能够清楚地判定申请我们学校的学生的质量。在衡量资格的方式中存在着性别、种族和收入上的大量差异。女性在我们的课程中表现较好，但是在标准化考试中表现较差。推荐信往往由于对推荐人的偏见而信誉不佳。还有最烦扰人的事情，有证据表明，在预测我们学校不同背景学生的最终成就时这些证书不同程度的起了作用。
最后，我们研究活动的财政支持者不仅可以影响学校中资源在各个系科之间的分配，而且影响学生的分布。如果我们的入学标准倾向于科学，则科学方面的系科就会比人文方面的系科有更多的资源。而且在各系内部入学学生的类型也影响着该研究什么和聘用谁的问题。例如，在最近二十年中进入美国的移民已经改变了我们本科生的组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近十年中入学新生有25％是亚裔。这些学生比欧美学生对科学、工程和商科，以及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亚洲研究有更大的兴趣。学生组成方面的变化引发了扩大这些系科规模的压力而损害了其他系科。
我相信，将学生的数量维持在与保证教育的长期质量相一致的水平上是绝对重要的，因而对入学方面的平等问题作出相应的反应是不够明确的。对上大学的认识是以成绩为基础的，但是对成绩的衡量必须考虑成绩表现的不同途径。不可避免的是，大学的入学不能被限制在挑选那些父母有钱或父母有成就的人，为了政治和社会需要，学生的组成必须充分反映其社会构成。
最近，研究型大学成功地引发了成为经济增长基础的革新，并成功地提供了使革新扩散到全国的有技能的人力资源。但必须认识到这种成功的利益和新的挑战。社会认为这些挑战是高效的和公平的，我们必须对此作出反应。我们不能损害知识至上的中心价值。我们创造的知识必须被用于公共利益，这意味着知识应面向公众。如果我们提供的教育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在政治和社会上是最适宜的，那么这种教育也必须对男女，对我们国家中不同收入、地区和种族的人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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